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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慕尚装饰设计好不好?装修技术差 欺骗顾客_这一年,科学立法怎么实现?

2017-12-19 00:38

“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加强人大对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立法工作提出全新要求。北京青年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5部法律,修改37部法律和1个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决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法律案1件,通过8个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从立法调研到审议讨论,过去的这一年,全国人大法工委是如何吸收社会各方面意见的?

开门立法

立法调研,听谁的意见?

过去一年,“开门立法”四个字贯穿在立法工作中。对于一些相对“小众”的法律而言,如何开门听取各方面意见?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主任武增眼中,去年审议通过的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就是一个典型。

“我们在立法过程中花了很多工夫。”武增透露,国家法室的工作人员曾经专门到阎肃老师的家中拜访,听取他的意见,另外,还征询了英雄航天员景海鹏、全国劳动模范许振超和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张泽群等人的看法。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是国家最高荣誉制度的一部法律,也是奖励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原来就获得过各个层次的奖励,听取他们的意见,实际上也是一个评估的过程。”武增介绍,“比如他们就提出,原来考虑国家最高荣誉主要以精神奖励为主,没有写相应的待遇。后来在最后通过的时候,把相应的待遇写上了,这也是听了他们的意见。”

有针对性地寻找调研对象也成了立法前期工作的重要环节。比如,反家庭暴力法就把一次调研地点定在了南京女子监狱。

“为什么去监狱调研?因为家庭暴力引发的以暴制暴的女性犯罪在我国还是有一定比例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副主任陈佳林表示。

陈佳林所在的调研组曾和一个来自苏北农村的女犯面对面交谈,“她的丈夫长期对她实施家庭暴力,有一次丈夫喝多了,拿一个棒子打她,结果她一气之下就反抗,一棒子就把她丈夫打死了,后来就因为过失杀人被判了六年徒刑。我们就问她,你那么多年受家庭暴力为什么没想过离婚?她的回答是‘想过,但是在农村太难了’。”

通过调研,陈佳林更加明确了一点——反家庭暴力法的重心不是在于对家庭暴力的惩处,而是在于对家庭暴力的预防。“真正惩处施暴人的规定,现行的法律都有,比如我们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但我们搞这部法的目的是为了预防家庭暴力的发生,比如公安机关对于一些轻微的家庭暴力可以发告诫书,警告他不要再施暴;如果受害人确实忍受不了家庭暴力,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通过公权力保护你免受家庭暴力。我们要通过这些预防措施来制止家庭暴力的发生,或者防止家庭暴力的升级,这是这部法出台的最重要目的。”

 吸收意见

对法律草案说“不”,真的管用?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我国近3000名人大代表集体讨论、审议立法法。由于会议议程多、审议时间短,有声音提出,大会审议法律的过程中,这么多代表提意见,到底是不是真正能够吸收、采纳?

国家法室主任武增介绍,据统计,去年对立法法共提出意见的代表有1011位。“我们当时合并同类项以后共有460条,在大会审议过程中,3月10日那天工作最集中,我们要把这些意见都收集起来,这里的工作非常复杂,我们有一个团队、有专门信息传送平台等等,有很多工作。”

最后,表决获通过的立法法与草案三审稿相比有73处进行修改,实质性修改27处。

除了大会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期间,提出不同意见的场合也不少。“最典型的是上海自贸区授权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主任王超英透露,“所谓的对外商投资企业筹备实行特别准入管理措施以外的,要实行备案制,‘特别准入管理措施’这个词就是常委会会议过程中提出的,然后国务院有关部门研究认为这个意见非常好,应该采用。”

另外,针对有关上海等四个自贸区的决定,他介绍,“在国务院议案提出的时候,四个自贸区的范围都比较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审议过程中认为提这么大的面积搞试验是否合适?现在做到多大了?近期规划多大?所以根据这个意见,四个自贸区都相应缩小了面积。”

解决旧疾

和现行规定“打架”,修法怎么化解难题?

去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牵头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试图解决的就是“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的老问题。

按照修改前1996年制定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科技成果完成单位将其职务科技成果转让给他人的,单位应该从转让该项科技成果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20%的比例,对完成科技成果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

“但是这部法实施将近20年了,这条规定没有执行,科技人员对于转化科技成果也没有积极性。我们需要了解,到底这里问题是什么?究竟为什么规定执行不下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副主任刘左军感到疑惑。

在北京中关村、安徽合肥、蚌埠、芜湖以及武汉等高校和科研机构云集地区,一些单位向社会法室的调研人员反映,事实上,不少法规、政策和上述条款间存在“矛盾”。

比如,按照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规定,禁止党政机关以及高校和科研机构等事业单位中的党员领导干部(一般也是处级以上,有的基层还把这个限定为科级)个人或者借他人名义经商、办企业,禁止违反规定拥有非上市公司的股份或者证券,禁止违反规定在经济实体、社会团体等单位中兼职或者兼职取酬等等。

“一些科研单位的领导也说,既然有许多限制性的规定干脆就不转化了,出篇论文也就算完成任务了,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避免很多政治风险,一旦转化以后,要得到一些利益可能会受到党纪、政纪的追究。”刘左军说道。

社会法室调研人员发现,目前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科技成果的主要完成人或者团队负责人大都是担任一定行政领导职务的科技人员,“这些人员都是双重身份,使得他们左右为难”,科技成果转化法的修改有必要直面这个问题。

经过与中央有关部门的沟通,法律针对获取奖励和报酬做出如下调整:“中管干部不得在企业获取股权奖励或者现金奖励;其他领导干部有发明创造的,在科技成果转化后,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获取一定的现金奖励,但不能获取股权激励,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可以获取一定的股权激励或者现金奖励。”

修改法律

如何让修改后的法律“长出牙齿”?

去年,黄薇所在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主导了9部法律的修改工作,表决获通过包括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安全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等。

2009年我国就出台了食品安全法,去年的调整则是一次“全面大修”。

“从原来的104条增加到154条,新法出台后各方面普遍认为是史上最严的、长出牙齿的法律。”黄薇介绍,这部去年4月三审高票通过的法律除了条文数量上的增加,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行为也规定了严厉的惩治措施,建立了覆盖全过程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比如围绕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方面,原来是多部门分段监管的体制,现在新的食品安全法突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这样一个统一权威的监管机构的作用,对它的职责做了很大的加法,原来只管餐饮服务和保健食品,现在增加了很多职责,包括食品生产、销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食品添加剂监管等。”黄薇表示。

“大修”后条文增加的不仅仅只有食品安全法。

国家大气污染形势严峻的情形下,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改也做了不小的调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副主任童卫东透露,修法中有很多制度创新。“法律修改的幅度比较大,原法66条,现在改成了129条,增加了近一倍。”

条文数量增加的同时,地方政府身上的“担子”也更重了。

他以改善大气质量为目标介绍,修改过后的法律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责任。“原来只考核重点污染物的减排,就那么几项指标,考核的结果是每年都超额完成减排任务,但空气质量越来越差了,所以新法明确以改善空气质量为目标,实践中主要看PM2.5、PM10是否达标,考核地方政府。”此外,法律强化了对重点区域大气污染的联合防治,完善了重污染天气应对的措施。“像这几次京津冀出现重雾霾天气,就启用了新法规定的一些应对措施。”

加快节奏

立法节奏快了,质量能得到保证吗?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主任梁鹰的观察之中,“节奏越来越快”是过去一年立法工作的特点之一。

“比如反家庭暴力法是两审通过,没有三审;比如为了推进改革的需要,有的时候迫切要求出台授权决定;还有特赦决定等一些立法项目,都是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接到任务很快抓紧起草出台,节奏非常快。”梁鹰举例介绍,“再比如,食品安全法几年之内两三次修改,(这样的情况)过去也是很少有的。”

立法节奏不断加快的情形下,立法程序的科学、合理性因而更受瞩目。

梁鹰说,为了适应这一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综合运用立新法、改旧法、废旧法、作立法解释、作授权决定、作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开展法典编纂等多种方式,及时满足不同需求。“总体来讲,整个立法是处在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年代,立法的任务、压力、难度、要求都是前所未有的。”

去年,加强国家安全领域立法是“重头戏”。“这也是我们过去的一个短板,过去国家安全领域主要是通过政治手段,现在我们把它纳入到一个法治化的轨道上来。”梁鹰说。

以反恐怖主义法为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李寿伟介绍,“我们曾将草案印发地方、中央有关部门、科研院所等征求意见,到一些地方做了调研,了解各方面的意见,还请了全国人大代表,以及基层的一些公检法的工作人员,包括相关的企业、相关领域的人士,请他们对有关法律问题进行了评估论证,甚至有的部门对涉及到WTO规则有关的问题进行过一些评估,收集了各方面的意见。”

在黄薇看来,中国的立法还要立足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

比如,针对食品安全领域的立法中,考虑到目前食品生产经营多是小企业,还有很多小作坊、小摊贩,新的食品安全法提出了原则要求,具体管理授权地方作规定。“小作坊、小摊贩不同于一般的食品企业,既要允许它们存在,也不能放任不管,需要各地因地制宜要严格监管,每个地方有不同的特点,所以授权给地方立法比较合适。”

本组文/本报记者 桂田田 图示制作/潘璠

声音

“立法就是要打破既得利益”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主任梁鹰眼里,过去一年的立法工作“难度越来越大”。

“集中的核心就是利益的调整、平衡,一方面部门利益,还有地方保护,再有就是各种既得利益群体,这几种利益交织在一起成为制约立法推进的重大因素。”梁鹰指出,“立法正在变成一种利益博弈,每一项制度的调整背后都有利益的牵制,涉及到国计民生和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都有利益博弈。”

他介绍,比如刑法修正案(九),对于考试作弊的要处以刑罚,整个考试的代考作弊利益链条有很多环节,立法就是要向利益集团开炮。再比如拐卖妇女儿童屡禁不止,我们修改刑法以后,收买儿童也要加重处罚。一种制度调整必然涉及既得利益群体,打破它、改变它、颠覆它,立法的难度都是可想而知的。

针对难度越来越大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坚持了几个“原则”。

一是重大问题向中央请示汇报。去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立法工作汇报的次数是非常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讨论立法问题,包括一些立法当中某一个制度调整的问题,总书记亲自主持会议、听取汇报、作出决策。二是坚守法治底线。面对部门利益、面对地方保护主义,不坚守法治底线,法就立不下去,制度就制定不出来。这也是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的要求和体现。三是立足国情实际。在坚守法治底线的情况下,坚持从国情出发,既要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和做法,更主要的是从我们的国情实际出发,因为要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2015年成绩单

立法工作

制定5部法律

修改37部法律

修改1个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

决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法律案1件

通过8个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

履行职责

检查6部法律实施情况

听取审议“一府两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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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7-12-19 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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